在不少文学评论家看来，“求新”无疑是应对当代文学某种乏力的一剂良药。近日，由《青春》杂志社执行主编李樯，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，诗人、小说家、著名编辑李宏伟共同发起的“新小说在2019”论坛在南京举行。除了学院派批评家，房伟、曹寇、康赫、陈志炜、霍香结、丁中冶等知名作家特别是新锐作家的参与，为“新小说”命题的充分打开增添了诸多交锋。
在“90后”诗人覃昌琦看来，是否具有“新”的特质，是判断今日之文学是否充满生机乃至能否拥有合法性的标准：“当曾经写下《北方闲置的田野有一张犁让我疼痛》的诗人多多，漂泊归来时已经安静地开始写作《阿姆斯特丹的河流》，诗人美学轨迹的变化不禁让我思考，今天我们的文学，包括我们的小说，还能为时代做出怎样的贡献？”
对此，批评家何平认为，我们追寻的“新小说”应具有思想的锐度和美学上的反叛。“当下，固化的文学制度充斥着‘文学教条’，很不利于青年写作者的创造，与此同时，对已成惯例的文学趣味的自觉迎合，则导致本来最该写出‘新文学’的青年作家陷入暮气和甜腻之中。”何平说。在某种程度上，他赞赏作家陈志炜在小说《老虎与不夜城》中的“炫技”：文中目不暇接的文本实验堪称“大开脑洞”，充分调动起读者主动参与意义建构的积极性，进而享受到一种类似于游戏的阅读快感。
不过，作家出版社资深编辑李宏伟则认为，“新小说”之“新”，不能偏重于手法上的花样翻新，在他看来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作家们的炫技式表演，不过是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技巧再玩一遍，“本质意义上的‘新’应该来自作者‘我’看待世界的方式、对社会现实问题作出的美学回应，以及‘我’的胸襟和格局，这也正是我在为作家康赫、霍香结的书做责编时，撕去‘新锐’标签之后，他们的作品真正打动我的地方。”
南京作家曹寇的看法和李宏伟存在某种共通之处，即新文学要回到“人”本身，要立人，先立己：“写作是做人的一部分，你要写出‘新小说’，首先你得是一个‘新人’，是一个拥有正确价值观和严肃思考能力的思想家。”
论坛中，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，当批评家们渴望通过“标新”来唤起当代文学的活力，作家们则更愿意从自身的创作实践出发，冷静地审视“新小说”这一命题。
“‘新’不是追求出来的，不是我们今天坐而论道就能催生新的文学因子，更不能为了‘新’而‘新’。当批评家们出于一孔之见，把某些作家作品定义为‘新’时，他们也许应该追问，冠以‘新’的美誉是否仅仅因为自己没见过这样的写作？在第一反应的惊奇感之后，是否应该追问，它到底‘新’在哪里，它为什么打动我？至少在我看来，真正的‘新’永远只存在于作品对社会、对世界的反射关系之中。”素有“野生作家”之称的康赫说。康赫曾发表百万字长篇小说《人类学》，讲述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城里上百人盘根错节的宏阔生活，小说标题“人类学”更彰显了作者试图囊括整个时代人们生存现状的勃勃野心。
看来，对“新小说”这一命题，要达成共识并不容易，但比共识更重要的恰恰是各种声音的充分交锋。1998年出生的南京作家丁中冶根据自己留学美国的经历，创作了一系列反映留学生在美生活的作品，触及文化冲突、价值差异、心理孤独及药物滥用等话题，创作中的小说《窒息》意在反映留学生们的“窒息”生活。丁中冶认为，也许，比谈论“新”更重要的，是去创造“新”、发明“新”——过多的研讨并不会直接催生新事物，更好的文学依赖作家们扎扎实实的创造。
